摘要：
在外打工17年，“初代农民工”田维堂从上海回到老家，开了一家广告店。回到故乡，他反而成了“外地人”。那套在大城市习得的规矩，在县城里没用了。他很难融入当地朋友圈，也学不会人情世故。
1995年，他辞掉乡村民办教师的工作，成为当地最早南下进厂的打工仔。在当时的同乡看来，农民放弃土地是破天荒的。如今，县城和他离开时完全不同了，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，还有一部分像他一样返乡，开店当起小老板，成为县城的“新市民”。
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，田维堂从工厂里的“小贵州”变成了“田老师”“田总”，但他始终处在身份的迷茫中。
以下根据田维堂口述，以及他的自传作品《田老师打工记》整理。
文｜魏荣欢 张萌
编辑｜王之言
“外地人”
在外打工了17年，2012年春天，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，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。这一年我48岁。相对于上海，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“外地人”，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。
离家多年，我的口音没有改变，只是有些贵州方言已经忘了，比如当地人说一个人很高兴，就说“淮息”，第一个字念第一声。
县城建在一条宽阔的沟里，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，这条沟弯弯曲曲在山脚下。1987年，这里成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县，仡佬族和苗族最多。我是土家族，不过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没有任何差别。
但我保留了在上海和广东的生活习惯，几乎每天都要洗澡。以前在农村，只有夏天才会下河洗几次澡，其他三个季节那是完全不洗澡的。之前留在老家的弟弟要办婚礼了，还是我跟我爱人强迫他洗了一个澡。
我还曾对上海的朋友吹嘘，贵州冬暖夏凉，空调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我30岁之前都留在贵州，那时家里既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风扇。2012年夏天，我妻女从上海回来的那天晚上，县城天气特别热，热得睡不着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过去是贫穷让我们不得不忍耐炎热。这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在贵州买了一台电风扇。
我以为我从上海回来，是高消费者，很骄傲的。结果发现，县城起步价比上海还高——不管买什么，最低消费是一块。在上海，可以花一毛、两毛钱买两根葱，在老家不行，最少要买一块钱的，一大把，放黄了也吃不完。
有一次，我出门坐公交，一上车投了一枚硬币。在上海，大家习惯用硬币，很少有用纸币的。硬币落下的声音惊动了女售票员。她对我说：“我们这里不用锑毫（硬币），你那个钱不算数的。”
我感觉她的表情里有种轻视的态度。争执了几句，我喊驾驶员停车，说要报警。记不得驾驶员是否停了车，但车上的人只是默默看着，没人帮我。
我就真的报警了。接线员说，我们这里确实只用纸币，不用硬币。我又问，能不能拿回投进去的那枚硬币，对方回答，我也不知道。
我迫不得已重新投了一张纸币进去。我跟当地朋友说起这事，他们说，我们这里就是这样，就转移话题了，觉得这事太小不值得讨论。
为什么我要坚持？在上海的时候，我爱人曾无缘无故被工厂裁员，她坚持打官司。我还劝她放弃，觉得我们这些打工的没有人给撑腰，结果她维权成功了。我在外地打工这么多年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被影响了，就算只是一块钱，我也有维护利益的权利。
当时县城已经开始规划建设新城区了，我决定在那选择一间门面房，开一家广告店。我见证过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。2003年刚去上海的时候，我们住在浦东新区张江镇的城乡结合部，后来周边到处开发房地产，五六年过去，周围都是现代化小区。我很快把老家镇上新买一年的宅基地卖掉，价格翻了一倍。当时我跟亲戚预测，将来镇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少。
县城的新城区只有两个小区和短短一条街道，和老城区隔着大约两公里，周边都是碎砖烂瓦，人行道还是泥巴路，汽车驶过便尘土飞扬。我把店开在了民族中学门口，附近还有第三小学，那些学生都是我的潜在客户。一位朋友却认为，老城区步行街位置更好。
我买了两台电脑，一台中型复印机，一台刻字机，就开业了。左右邻居有小吃店、便利店、粉店、药店，还有另外两家广告店。那些老板大多比我年轻，那两位同行只有30岁左右。绝大部分都是打工赚了一点钱，想换一种活法，回来当老板的。
我一个人兼着设计师、电焊工和安装工。客人提出稍微多一些花样的设计要求，我就通过QQ发给我的侄孙来设计。开业第一天，复印了一张身份证，赚了5毛钱。前三个月都是这样，一天盈利个几毛几块钱。
田维堂的店面。讲述者供图
面子
我有些后悔回县城，还不如去遵义或贵阳，市场要大一些。其实当时也考虑过去那，但那边没有太亲密的朋友。
倒是有位十几岁就认识的发小，在县城当了领导。有次我问他，假如我回县城做生意，你支不支持我？“当然了，我不支持你支持谁。”他大包大揽的话，让我有了依靠，下决心回来了。
广告这行业务范围很宽，凡是大街上看到的那些亮化工程，发光字、LED屏幕，都可以做。多少是有一点利润的，主要是看量的大小。发小说一年最少支持我50万业务，如果我做得很好，一年给我500万业务也是可能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关系就很好，一起谈理想，放假去村子里搞社会调查，我很信任他。我甚至没提前调查县城的市场价格，觉得靠这个关系，再怎么样也不会赚不到钱。
有回我去跑业务，一位负责人问我做喷绘多少钱。我按照上海的行情给他报价，每平方60元。那人极为吃惊，“哪有这行情？”我这才知道，县城的行情是15元一个平方。
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，后悔当时没有进行更全面的市场调查就贸然行动，如此单价赚得也太少了。
开店前三个月，每天店里的收入只有几十元钱，不够房租和水电，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那个春天，我都没关心过山上的花是否开了。
我沉不住气了，又去找发小。他说：“你先要做一笔亏本的生意才行啊。”
我听罢觉得云里雾里，请教了一位共同朋友。“这话都不明白?”朋友问我，“你在上海都和什么人打交道?”
在上海拉业务，我都是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大街上，看到哪里装修门面，发一张名片介绍一下。得知我以前只是跟小老板和工人打交道后，他说，难怪不懂。
我突然就明白了，他们认定我是一个在上海见过“世面”的人，还以为我在跟他们装糊涂。其实我没有实力去做“亏本”买卖，想讲实情，朋友却说：“如果你告诉发小实情，大概率更没有希望了。”
后来我还是实话实说，想让发小支持生意的事再没了下文。
2008年我回镇上卖宅基地的时候，和发小曾见过一次。那时候他正处于事业低谷，言语之间很羡慕我，觉得我在外面风生水起，因为我掏出一盒售价45元的硬中华给他抽。那天大家谈得很欢快，一起在县城里面散步，他请我吃了宵夜。其实，那包烟是在地摊上花5块钱买的。
这年回县城，我也带了两包烟装面子，一包8块钱的红双喜，一包10块钱的上海牌香烟。上海牌盒子上有“上海”两个字，一看就是我从大上海回来的。
这回我给发小递烟，他放在了一边，没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自己兜里面掏出一包烟，紫红盒子。我后来专门去商店看了玻璃柜里的价格，三四十块。那之后，我也开始准备这种价格的烟。
开店前，我曾需要一笔启动资金，就拜托发小帮我借贷款。他当着我的面给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打了个电话，他同学说按程序办，要抵押贷款。我说给他看湖南的房产证，发小哼了一声，怀疑我是吹牛，办了假证。
还有朋友说我不该回来，在教育上对不起孩子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当时外地学生在上海不能读普通高中、参加高考，一定要留的话只能读职业高中。
我们村里人倒是相信，我是村民小组中第一个在城里买房的人。再加上弟弟宣传说我回来开广告公司，跟开店是两个概念。同宗侄儿很爽快地借了5万块钱，连借条都没让写。
正当经营万念俱灰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一单咖啡厅的业务，7600元，一笔巨款。所有工序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完成。后来我还接到另一位朋友介绍的业务，2000平方喷绘和上千米横幅。这单收入超过前三个月的总和。那之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。2012年底，我还了侄儿的钱，给了6000利息。
从2013年开始，县城的新城区开始大面积开发。新楼盘几乎遍地开花。这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商机，包括我们做户外广告的。2013年到2015年的这三年时间，平均每天的营业额都在2000元以上。那时候移动支付还没有到来，我隔三岔五就要去银行存一次钱。
县城新城区夜景，田维堂的店面就开在附近。讲述者供图
但我始终不懂人情世故。或者说，不是不懂，是不愿意。很多人以为，我从上海回来应该是最懂的。在上海我也会请干活的工人们吃饭，炒几个好菜，喝啤酒，人家照顾了生意买点礼物送去。不过这些也都是在上海才学会的，更早前在广东那会儿都是直来直去。
老家人很重视人情世故。每年冬季是红白喜事最热闹的季节，很多人整天吃酒送礼忙不过来。我远在上海，也叫我凑份子钱。他们为了收礼金，找各种理由办酒，修房子、结婚、孩子满月等，有的人办一次红白喜事能收20万左右。有的人就担心自己家办的时候，如果只收了几万块钱是很丢人的，怕来的人少，稀稀拉拉没面子。因此很多人哪怕是点头之交，办喜事都要去。
因为亲戚老是办酒，我在妻子老家湖南买了新房子，也想办一次酒，结果他们跟我翻脸。可能想我人在上海、房子在湖南，办什么酒？
回了县城，我仍然不喜欢人情世故，一年就喝那么两三次酒。我不随便请人喝酒，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请我吃饭我都去。因此，我的生意始终做得不大。
第一个放弃土地的村民
这些年，大家对外出打工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我刚回县城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种地已经没有出路，必须打工。村子里面几乎没人。县城里绝大部分是我们这些所谓的“新市民”。像我们这个小区有很多业主是农民工，老人跟小孩住在这里，靠青壮年打工来供养。
1995年，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不是这种氛围。当时，老家的人是反感的，因为大部分村民都认为，农民放弃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，有可能饿肚子。我是村子里第一个敢于彻底放弃土地的人。
我初中毕业，家里供不起我继续读书，就回家种地了。可我天生不适合种地，我1米65，105斤，体力很差，背一百斤都非常吃力，姐姐的力气都比我大。村里人都认为我是装斯文，排挤我。人们知道我想写文章，嘲笑我只有当农民的命，写文章是异想天开。每个人都觉得我混得不如他，在这种压力下，即使在村子里，我也产生了自卑感。
当年贵州出了一个诗人，也是农民，发表了一首叙事诗，名声大振，后来就改变了身份。我觉得我要想翻身，只有写作这一条路。1991年我发表了一篇小说，稿费200块，不能养活自己，却因此认识了很多领导。我脸皮薄，不会拍马屁，也没有借此翻身。其实很多人像我一样，发表两篇文章，跟领导搞好关系，就能换一个铁饭碗。
不过因为发表文章，我后来被聘为民办教师，但只是临时岗，每月工资66块5毛，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我的六倍。
在全区的学年统考中，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区第一，我的搭档任课的数学成绩全区倒数第一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工资的天差地别。看着获得的30块奖金，我感到我的努力毫无意义。
当时我已经30岁了。去吃喜酒的时候，我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着我，看见有人咬着耳朵在窃窃私语，我就怀疑是在议论我。那时候，尤其是在女性面前，我抬不起头，因为穷。
学校附近的村里，已经有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了，多半是年轻姑娘。我在他们回乡过年的时候莽撞地拦停，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世界。有个姑娘告诉我，在外面一个月可以挣500块。我很震惊，当时我们全区工资最高的中学老教师每月才400块。我下定决心，要离开这教师的身份，不想一辈子穷愁潦倒。
我成为我们村最早的农民工，去了广东的工艺品厂和电子厂。我跟老家同学写信说，挣不到10万块钱不回家。当我带着爱人回家结婚，我35岁，她24岁，村里人都以为我真的带了10万块钱回去，我说我没钱他们都不信。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2000块钱。大家对我很恭敬，以前从来不喊我哥的，开始叫我“田哥”。
慢慢通过观察，根据我的消费情况，他们发现我是真的没钱，又开始对我冷嘲热讽。他们发现我打工四年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更加相信坚守土地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婚后我们曾到贵州开阳卖豆腐，结果经营不下去，卖掉磨浆机换路费回湖南投奔岳父母。老丈人觉得女儿嫁给我命苦，说我做铜练不得，做铁打不得。妻子的姐姐们都埋怨她找了我这么个穷光蛋，还悄悄劝她跟我离婚。
因为我们当时没房，有的村民甚至公开嘲笑，说我肯定一辈子爬不起来。记得有次有家人办喜事，几个人商量要有个人吼喊，就是大声提醒帮忙的人什么时候该干什么，提醒客人们去坐席吃饭。我自告奋勇来当这个“吼喊”，结果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委婉地告诉我，“吼喊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。言外之意，我在村民当中也是身份最卑微的。
2002年春节后，我去了贵阳一家广告公司上班，制作部七八个人都是同乡。户外广告需要电焊。我最大的缺陷就是体力弱，电焊不需要体力，只需要技术。
后来我和爱人一起到上海打工，住在张江镇孙桥。房子以前是用来养猪的，地面呈斜坡状，每月租金80元。我爱人进厂，我还是做广告。我没有开店，就是皮包公司，自己跑业务，跟几家广告店合作，还接焊接广告牌的活儿。
2004年底，我们存够了一万块，但完全没了回家修房子度过余生的念头，在上海租住的小屋子里，我们买了二手彩色电视机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直到知道女儿不能留在上海高考。
小贵州，田老师，田总
2015年年底，我们在务川县城买了一套房子，32万元全款付清。发小知道后，酸溜溜地说，你在这儿买房，将来靠什么生活？可能在他看来，我的生意必然要垮掉，早晚要回老家种地。
买了房子后我就去学驾照，又买了一辆国产越野车，价格虽然不高，但是在这个县城，我也算有房有车一族了。
第二年秋天，我们搬进126平米的新家。忙碌了大半生，我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终于结束了，总算有了一个立锥之地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幻想有天要拥有一个抽屉，放笔、本子和稿子。后来那些年在外面打工，我一直感觉自己在流浪，买东西尽量二手。在广东的时候，母亲经常生病需要用钱。去了上海，房价翻了好几倍。这回装修，东西都是新买的，我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。
我从小爱好文学，在外面打工从来没有接触到爱好文学的人，内心很孤独。我不敢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，我曾经是老师，发表过小说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有这个本事不会和他们在一起混，说出来只有被笑话。
回到县城，随着生活稳定下来，精神生活突然变得丰富了，县城里有很多文友，县文联经常组织一些采风活动。大家还记得我当农民时发表过小说，又当过民办教师，县城的文友甚至有些干部都叫我“田老师”。我又发表了一些文章，称呼我“老师”的人就越来越多。
还有人认为我在县城开公司，成了大老板，叫“田总”的也不少。村里再办红白喜事，他们就安排我最体面的“工作”，让我坐在“收礼”的摊子那里负责收钱。记得在厂里时，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都叫我“小贵州”。
县城的美食街。讲述者供图
2016年之后，生意逐渐下滑，很多同行收不回客户的欠款，也开始拖欠工人工资，我那两个同行都关门了。我开始担心我们一家人是否能继续在县城生活下去，有种迷失的感觉。
我写过一篇《年度工作总结报告》发朋友圈，我在里面的口号是“活下去”，意思是要让我的店铺活下去，哪怕是靠贷款度过难关。一些朋友看了，以为我们要饿肚子了，有朋友安慰我，一定要有尊严地活下去，也有一些原本关系很密切的人开始疏远我。
我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：“如果哪一天我过不下去了，你帮不帮我？”他说：“你要是找我借钱，最多三百块。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2019年，我在务川县城买了一间30平方米的小店面，用的是卖掉湖南房子的钱。我们搬进新店面后，之前在县城租的门面一再降低房租，从6万6降到3万5，三年时间降了四次房租，换了五任老板。县城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没多大变化，消费群体总共就这么多人，但商铺数量翻了几倍。到2016年新城区全部建成，我们那条街的规模扩大了5倍左右。
现在，做广告的少多了，多半是学生打印复印，一单生意就几块钱。以前做门头要发光字，LED显示屏，花三五千块很正常，现在有的店铺就做一张喷绘布，100多块钱就解决。前年，有个饭店找我做了500块钱的广告，分三次才把账结清。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几百米外开了分店，生意更差，很多时候每天只有几十块钱的营业额。
我的一些邻居们回来了，之前在外面建筑工地上干活的，还有上了60岁的。前段时间我到乡下去转，现在大部分土地都种上庄稼了。有人会开车到城里来接我的邻居们回村子干活，栽烤烟，打烟叶，每天工钱大概120元。
变化的不仅是县城。2023年，我联系上之前的工友，回到广东转了转。进过的四家工厂只有一家还在，厂房和厂门已经破败不堪，附近的工厂已全部拆除。外面的草坪也不见了，乱糟糟的。
田维堂重返广东待过的工厂。讲述者供图
我们去参观了新工业园区，跟以前不同。占地面积变小，房子修高了很多，没有大草坪。老乡带我们进场参观，也是电子厂，设备早已更新换代，我已经看不懂了。
最让我感到不一样的是工人们的年龄，年轻人非常少，绝大部分都是在35岁以上。我的老乡夫妻快要50岁了，也在这里上班。我们当年一眼看出去全是青春靓丽的面孔，几乎没有中年人。
我们还去了一处信息产业园，有68家工厂，有很多都是我们当年那批工友创办的。在园区内一个十字路口，摆了长长一条街的招工牌。和20多年前相比，招工条件放得很宽，年龄18至50岁均可，几乎没有文化程度的要求。但没看到一个人找工作。
我意识到，做苦力、下井挖煤、捡废品，甚至种地，都是一种职业。像我们这样的老板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打工。客人要复印两张纸，哪怕我们正在吃饭，也会立刻站起来先为客人服务。这和当年在工厂被派活没什么两样。
我找不到做“老板”的感觉，也早没了做“老师”的感觉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农民工一样，又回到起点呢？可我已经不知道起点在哪了，是在农村，在当民办教师的学校，还是在广东的工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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